近日，效力于AC米兰前锋伊布接受了意大利《晚邮报》的专访。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在球场内外的生活。采访部分内容如下：
伊布：这要看情况。不过最好不要在球场上说瑞典语，这种语言听起来太善良了，在球场上你需要更加邪恶一点。所以我认为斯拉夫语要更合适一些吧，有的时候也会说英语和意大利语。但我们在家都会说瑞典语、过着瑞典人的生活方式。我们在进屋前要把鞋脱掉，只穿袜子。我们不会雇服务人员——只有一位清洁工，其他的事情我们都会自己来完成。
我确实是瑞典人，但我同样也是个混血儿。我的妈妈来自克罗地亚，她信奉天主教；我的爸爸是个穆斯林，他是波斯尼亚人；而我却在意大利度过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光……
不，我只相信我自己。
不信。人总有一死，这就是生命的意义。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希不希望他们给我办个葬礼，或者把我埋葬在坟墓里，因为这些东西都会让那些爱我的人感到痛苦。
完全没有。我甚至不喜欢听到别人跟我说“祝你好运”。我不需要好运，我自己才是那个决定事情将会如何发展的人。
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他们带着我在南斯拉夫坐过火车。现在想起来那似乎是另一个世界。
是个一直在受苦的孩子。我在刚出生的时候就被护士从一米多高的地方摔了下来。我一生都在受苦。在学生时代，我跟别人不一样。别人都长者金发碧眼，鼻子都很精致；而我的鼻子却很大，眼睛是棕色的，头发又是黑色的。我说话的方式跟他们不一样，行为习惯也跟他们不一样，同学的家长曾申请把我赶出球队。总是会有人讨厌我，而且当时我对这些事情非常敏感。我经常会被孤立。久而久之我学会了把痛苦和仇恨转化为动力。如果我心情很好，我的表现就会很出色；但如果我感到生气、受伤、痛苦，我就会用更好的表现来回应他们。球场里有很多喜欢我的球迷，我会从他们那里获得力量；但那些讨厌我的球迷会给予我更多的动力。
最近的一次发生在罗马。当我庆祝完进球之后，足足五万名球迷对着我喊“吉普赛人”。当时连裁判甚至都跑过来警告我。
种族主义无处不在，在我的家乡瑞典也会有这些。
非常羞涩。第一次跟人约会的时候，我甚至把我想对她说的话都写了下来。她说她想要聊点别的，但我还是在问她我刚刚写下的那些问题。那副画面简直惨不忍睹。我接触这些事都会比同龄人更晚一些。
是在我17岁的时候。因为直到我17岁那年，我才第一次走出了马尔默的贫民区，去了市中心。直到那时，我才认识到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瑞典姑娘都是什么样的——金发碧眼，观念自由。贫民区里的姑娘通常都留着短发、蒙着面纱。
她很珍重我，我又很有耐心。海伦娜比我大十岁，她当然会比我更加成熟。之后，我们又有了马克西米利安和文森特两个孩子。
可能是对阵英格兰队的那次距离球门30米的倒钩破门吧。当时英格兰人一直都瞧不起我，他们说我在对阵他们的球队时从来都没进过球……
当时玛丽娜-庞勒说要把我驱逐出境，我很害怕人们在大街上看到我会是什么反应。结果法国人跑过来跟我说：“伊布，你是对的，这里的确是一个很糟糕的国家。”
这没法比。孩子出生可能会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，这是一个从你的生命中诞生的生命。我还记得当马克西米利安出生的时候，我把他抱了起来，紧贴我的胸口……我还记得当时文森特从斯德哥尔摩打电话过来跟我说：“爸爸，我想你了。”我顿时感到心如刀绞。我恨不得立刻离开米兰、离开我所拥有的一切，然后回到他身边。
我之前尝试带他们去踢球的时候，其中一个小家伙哭了，另一个小家伙一直在观察天上飞的鸟。但他们现在都开始踢球了。他们在去试训的时候，原本想印上他们妈妈的姓氏——塞格，但这个名字似乎已经被占用了。现在马克西米利安决定要印上“伊布拉希莫维奇”了，文森特还没想好。
当时我爸爸过得非常痛苦，每天他都会听说有他认识的人去世了。他帮助了那些难民，他也想保证我的安全——他一直都想保护我。当他的姐姐在瑞典去世时，他不让我进太平间。但当我的哥哥萨普科死于白血病的时候，我就在他身边。哥哥一直在等着我，等我到了他面前之后，他才停止了呼吸。我们为他举办了穆斯林葬礼，爸爸当时并没有流泪，而是等到次日，他独自一人跑到墓地里去哭了一整天。
我当时没有找到对象，不仅仅是因为我很害羞，而是因为我爱上了我自己。我总是会在球场上尝试去表演一些杂耍般的动作，因为我比其他所有瑞典人加起来还要自恋。但我来到意大利之后，我改变了很多。我跟海伦娜说：“咱们总归要试一试。你跟我去都灵，看看咱们之间到底会不会有结果。”最终我们修成了正果。
是卡佩罗教会了我如何进球，他一直都在鞭策我。他是个强硬的家伙。在我来到他手底下踢球的第一天，在发布会和亮相仪式等等一些列工作结束后，我走进更衣室，看到他(卡佩罗)正在读一份《米兰体育报》。我很激动地跟他说：“早上好，先生！”然而他并没有放下报纸。我差不多在他旁边站了有一刻钟，紧张得脸都红了。然后卡佩罗站了起来，合上了报纸，径直走掉了。他当时一个字也没跟我说，就好像我压根不存在似的。
